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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雅昌艺术网
后母戊鼎，这座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青铜器。上一次引发高度关注还是十年前，沿用了几十年的名字“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这件代表着中国商代青铜铸造水平的国宝重器，从出土故事到保护收藏，再到现代科技保护，它见证了中国文保事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后母戊鼎
1939年的河南安阳，在一个叫武官村的地方，一位姓吴的年轻人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口大鼎。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不被日军发现，这位年轻人联合当地村民把鼎重新埋入地下。
直到1946年才重新挖出，并上交到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运往南京保存。并于1959年运往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运抵北京之后，由专家团队对其进行考证并发表学术报告。报告显示，“母戊”是商王武丁之妻的庙号，该鼎是武丁之子为祭祀其母亲而铸造，鼎的名字是因为鼎的腹内壁上铸有铭文“司母戊”字样，从而得名。随着考古发现和资料的健全，很多学者提出了鼎内壁上的铭文应该为“后母戊”，才有了2011年的正式更名。
很多人都熟知这件商代青铜文化巅峰之作的传奇出土故事和更名故事，却不太了解博物馆对这件重器的保护故事。
后母戊鼎系统保护与复制案例展出现场（国博供图）
后母戊鼎系统保护与复制案例展出现场（国博供图）
最初是上世纪80年代，文保人员在对国家博物馆的一级品库房文物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这件大鼎的铭文附近和鼎足的局部垂岸了粉状铜锈的痕迹，进行了上报。
1990年，在经过专家了论证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之后，决定对这件方鼎进行系统的保护处理，完成清除有害锈、科学检测和测定重量等一系列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器皿，在90年代对这件近1700斤重的后母戊鼎进行移动并处理，并非易事。
后母戊鼎系统保护过程
工作团队采用钢管铺地的方法，将鼎从库房转移至文物保护实验室，首先对其进行检查，发现了其足部和壁上分别出现了有害锈蚀。还通过超声波技术对鼎进行测量和结构分析，发现鼎的四足内部是空的，里面淤积了大量填土；鼎壁的两部分厚度有差异，说明在铸造的时候是分两次铸成。
这次对后母戊鼎的保护首先把有害锈蚀进行清理，还对四只柱足内的土进行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后母戊鼎的重量比之前轻了40多公斤，后测算重量为832.84千克。
后母戊鼎系统保护过程
现场展出后母戊鼎拓片
为了保存资料与后续研究，这一次系统性保护对后母戊鼎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传拓，并根据详细数据对后母戊鼎原样复制，鼎耳、四足、器身四面、器底及内壁均单独翻制硅橡胶模具和玻璃钢树脂套模，采用现代精密铸造方式铸造出复制品铜胎，再比对原文物采用传统工艺随色作旧。
修复前的妇好墓司丂（kao）⺟斝
修复后的妇好墓司丂（kao）⺟斝
这次后母戊鼎的保护故事，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在百年来文物保护工作的典型案例在“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展览中进行展出，与后母戊鼎同时展出的，还有妇好墓司丂（kao）⺟斝、庚儿鼎等一级文物，以及大盂鼎、四羊方尊等重器的复制品。
“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展览现场
2022年8月10日，“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展出于北2展厅。展览通过五部分梳理了中国中国家博物馆百年来在文保方面的成果，并从青铜器、书画、传拓、文献等细分门类角度，展示了国博一代又一代文保修复团队的传承。
整个展览回溯了百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保成果。1912年7月9日，民国政府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建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建馆伊始，博物馆就将守护文物作为使命。
宋代钜鹿故城文物展出现场
宋代钜鹿故城文物修复历史图片
早在1915年，宋代钜鹿故城文物修复是国博早期的重要文保案例，此次展览对部分实物进行展出，从中可看出早期瓷器修复的理念与方法。钜鹿故城位于今河北省巨鹿县西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因黄河决口而被淹没。1915年前后，故城所在地时有宋代古物出土，此后渐有盗掘之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21年委派裘善元等人前往调查，发掘了宋代董、王两处民宅，获得瓷陶杂器二百余件，陆续对部分文物进行妥善修复。
凫叔匜拓片 作者：周希丁
傅大卣传拓作品
金石传拓是国博文保工作的又一重要门类。国家博物馆的金石传拓源自金石名家周希丁先生，其弟子傅大卣先生作为国博顾问授徒传艺，几代人先后为国家博物馆传拓“后母戊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青铜重器等文物千余件，对展览、研究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次展览也展出了周希丁、傅大卣的传拓作品。
古籍文献纸张
现场展出南宋时期《资治通鉴纲目》
国家博物馆文献收藏是另一大门类，从宋代至今，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国博的文献保护可以追溯至一百年前的1921年，当时已有一批宋版书得到修复，包括《论语注疏》《孟子注疏》《韩诗外传》《唐六典》等，并在当时也有了文献复制的实践。
据文献组专家介绍，古籍文献的受损原因包括虫蛀、水火等，而在中国北方相对干燥的地区，民间一直有“好纸保存千年”的说法，关键要看的是对古籍文献收藏的环境，是否保持干燥、避免日晒、 防止虫蛀等。国家博物馆也在多年来的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中建立了一套古籍与文献的复制方法。
古籍修复包括除霉杀虫、书页拆分、字迹加固、除尘去污、脱酸、修补、平整、装订、配置装具等修复流程。
文献复制讲究“复原性复制”，恪守“原质料、原型制、原工艺工序”的原则，包括信息登记、高清扫描、修图分版、配纸、印刷、临摹、作旧作残、装潢、钤复制章等过程。
在书画文物保护方面，国博同样在多年传承中融合南北装裱所长，运用传统临摹技艺复制了大量馆藏书画，现场展出了郎世宁《松鹤回春图轴》的科学分析。
大幅面X射线荧光成像-书画表面元素分布图
国博书画文保团队将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科学检测深度结合用于文物的科学保护和修复。使用透光摄影技术，发现画心局部折裂位置形成了穿透性病害，以及历次修复痕迹和贴条位置。大幅面X射线荧光扫描成像揭示了重彩画中各种矿物颜料的分布情况，为文物的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指导。
其他重要文保案例：
油画修复与复制：
《德涅泊尔河的秋天》保护修复前
《德涅泊尔河的秋天》保护修复后
苏联女风景画家莉迪亚·伊萨科夫娜·布罗茨卡娅1953年创作，1957年11月作为苏联人民的礼品赠与中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科学检测的基础上完成了此作的修复。
西汉错金银云纹犀尊仿制品：
3D打印后随色作旧
3D打印犀尊树脂模型
“智慧国博”建设启动以来，国家博物馆开展了文物三维数字化项目，利用高精度的数据采集设备，精准的纹理映射算法，全方位留存了文物的三维数据，为文物复制、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修复师将现代科学技术3D打印与传统工艺相结合，仿制了西汉错金银云纹犀尊、商代妇好墓青铜觚等青铜器，拓宽了文物复制的途径和方法。
文物现场保护：
蒲津渡遗址现场
山西铁牛处理后全景
国博于20世纪80年代已开展出土和出水文物的现场保护，完成了雁北漆棺现场提取、永济唐代蒲津渡遗址铁牛等文物现场保护、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出水文物保护等开创性的工作。1991年，本馆文保人员参加到水下考古队，赴辽宁绥中元代沉船打捞现场，开展抢救保护工作。本次展览首次面世的白地黑花鱼藻纹大盆标本，与当时在现场清理后入藏的同类型瓷器相对照，可以直观地看到保护前后的巨大差别。从1992年开始，国家博物馆文保人员多次赴永济唐代蒲津渡遗址现场开展实地工作，对出土的铁牛、铁人、铁山等文物地上部分进行保护处理。
绥中元代沉船：婴戏罐-处理前
绥中元代沉船：婴戏罐-处理后
现代科学仪器助力文物保护：
科学仪器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工具。在馆藏青铜偶方彝综合保护研究时，利用X射线成像、红外热波成像、扫描电镜能谱分析（SEM-EDS）、便携式X射线荧光（pXRF）、 X射线衍射分析（XRD）、拉曼光谱分析（Raman）及三维视频显微镜等方法，揭示了青铜偶方彝的历史修复状况，分析了修补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分布位置，判断了锈蚀种类及其稳定性，研究结果为偶方彝的保护修复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同时选取了一组早期检测仪器，如毛发湿度计、电动通风干湿表等。新旧仪器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博文物保护实验室的发展历程，亦是国内文物保护设备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妇好青铜偶方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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