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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术报

/ 书画收藏的黄金时代 /

  中国书画收藏的黄金时代是从宋代开始的,原因是宋代的社会结构与五代之前的中古社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从东汉末年到晚唐,豪门世族一直把持国家各级政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是典型的贵族政体,世族子弟凭借血缘家胄郡望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轻轻松松入仕当官,这种政权结构,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高官显位,只在世家大族之间流转,庶民百姓哪怕再有本事,也只能止步于低层官阶。

  虽然唐代已普遍实行科举制,但每次进士考试仅录取二、三十人,且干谒、举荐之风盛行,能够考中进士的大都是世家子弟。经过武则天对关陇贵族的打击尤其是晚唐农民起义的扫荡,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才最终走向消亡。

 五代 卫贤 高士图 134.5×52.5cm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 卫贤 高士图 134.5×52.5cm 故宫博物院藏

  《高士图》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的隐居生活,原为竖幅,宣和年间装为手卷,至今依然保留了北宋规整的“宣和装”:前黄绢隔水有宋徽宗瘦金书“卫贤高士图梁伯鸾”八字,卷前钤有宋内府“御书”朱文葫芦印、“双龙”朱文方印、“宣和”朱文连珠印,卷后钤“政和”朱文长方印、“宣和”朱文长方印、“政和”朱文连珠印、“内府图书之印”朱文方印,即所谓“七玺俱全”。从中可见宋代书画收藏风气之盛。

  宋代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在经济层面,宋代“不抑兼并”,土地所有制从国家主导变为自由买卖,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从依附性很强的部曲、奴婢变为契约关系的佃农。农民的流动性、自由度得到极大提高,可以随便更换雇主,也可以随便去城市做工经商。在城市管理方面,打破长期实行的僵化的坊市制,人们经商做生意的自由度大大提高,经济高度繁荣,城市高度发达,海外贸易非常活跃。

  与中古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不同,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已开始大规模走向商品化和专业化。宋代的城市化比例达到15%以上,城市化水平不但远超汉唐,后来的元明清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提高,对文化艺术也有了新的需求。

  虽然雕版印刷技术发明在唐代,但主要用于印制少量的佛经佛像,印制书籍并大规模推广却开始于北宋,尤其是宋仁宗时代,印制书籍的推广极大地降低了学习成本,大量书籍的广泛传播更大大拓宽了知识受众范围,普通百姓也终于有机会学习原来世族垄断的文化知识,享受文学艺术带给人的精神愉悦。

/ 文人收藏走向高潮 /

  宋太宗时代开始大规模科举取士,一科平均五百多人,最高的年份甚至高达一千多人,同时通过“弥封”、“誊录”、“锁院”等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平、公正,任何人,哪怕你是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官僚体系是开放的、流动的,宋代官员,绝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文化水平高、俸禄优厚,经济实力强。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全社会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以及引领书画作品品鉴、收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扩大,使书画艺术品收藏迅速走向高潮。

明 仇英  西园雅集图  纸本 轴 水墨 86.6x3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仇英  西园雅集图  纸本 轴 水墨 86.6x3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元祐年间,宋神宗朝附马都尉王诜邀请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当时16位文人雅士以及他们的侍从来自己家中聚会,聚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则是作画、学禅、论艺、咏诗、品鉴书画。这16 位文人雅士分别是:苏轼、王诜、苏辙、蔡天启、李瑞叔、黄庭坚、米元章、秦观、陈碧虚、张来、郑靖老、晃补之、刘巨济、王仲至、圆通大师、李公麟。作品由李公麟完成,取名《西园雅集图》。从中可一窥宋代文人的日常。

  宋代书画文玩收藏,非常普及,且流通量大,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收藏金石书画碑版,伫满几个房间,“荣辑子邕酷好图画,务广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行其类,循此开展,遍满其家,每一种日日更换,旬日始了,好事家鲜其比也。”(邓椿《画继·卷八》)“刘子礼以一百千钱,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不开看,直交过。钱氏喜,既交画,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直百千金,其他常笔固多也。”(米芾《画史》)

  虽然书画作品有明确的价格,有专门的市场,但宋代文人收藏书画更多是为了自己欣赏,并不为保值、升值。在流通环节更多的是相互交换,这体现了宋代文人豁达通脱的收藏理念,米芾认为“(书画收藏)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米芾《画史》)

  苏轼更以自身经历阐发其豁达的收藏心态:“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以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过眼,百鸟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常为吾乐,而不为吾病。”(苏轼《宝绘堂记》)

/ 书画交易频频 /

  在宋人的画史、笔记中,书画交换的记载比比皆是。

  “王晋卿昔易六幅黄筌《风牡丹图》与余,后易白戴牛小幅于翁子鸿字远复,上有太宗御书‘戴嵩牛’……,后牛易怀素绢帖及陆机、卫恒等摹晋帖,与数种同归刘泾。又尝王晋卿以《照夜白》题曰‘王侍中家物’,以两度牒置易颜书,朱巨川告于余,刘以砚山一石易马去……。”(米芾《画史》)

  “蒋长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后免冠谏图》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王戎像》元在余家,易李邕帖与吕端问,已上皆假顾恺之笔,元以怀素帖易于王诜字晋卿家。”(米芾《画史》)

  “余昔购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米芾《画史》)

北宋 易元吉 枇杷猿戏图 (传) 绢本 立轴 设色 165x107.9cm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宋 易元吉 枇杷猿戏图 (传) 绢本 立轴 设色 165x107.9cm台北故宫博物院

  好友之间互借书画赏玩,因为喜爱,常常借而不还。

  “余收易元吉逸色笔作芦如真,上一鸜鹆活动,晋卿借去不归。”(米芾《画史》)

  “王冀公家书画用‘太原钦若图书’品少精者,余尝于蒋氏得此镀金大印,刘巨济借未还。”(米芾《画史》)

  “吾(米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米芾《画史》)

  有时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画在别人手上,为了据为己有,不惜撒泼耍赖,寻死觅活,从中能看出宋代文人对书画的痴迷。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

唐 王维  江干雪意图   绢本 长卷 设色 24.8x162.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 王维  江干雪意图   绢本 长卷 设色 24.8x162.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范大珪,字君锡,富郑公婿,同行相国寺,以七百金常卖处买的雪图,破碎甚,古如世谓王维者,刘伯玉相值,笑问买何物,因众中展示,伯玉曰:‘此谁笔,’余曰:‘王维,’伯玉曰:‘然,适行一遭不见,岂有所归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见,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证也,可理于官,岂有此理,’余笑曰:‘吾(米芾)故人也,因以赠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米芾《画史》)

  为炫耀自己收藏品位高,书画藏品价值大,和现代人一样,假托名家之风在宋代也很盛行。

  “长沙富民收水鸟芦花六幅图,乃唐人手,妄题作‘韦偃,’押字后人题也。”(米芾《画史》)

  “薛绍彭家《三天女》谓之顾恺之,实唐初画。”(米芾《画史》)

  “王士元山水,作渔村、浦屿、雪景,类江南画,王鞏定国收四幅,后与王晋卿,命为王右丞矣!赵叔盎伯充处有摹本。”(米芾《画史》)

  “江州张氏收李重光道装像,神骨俱全,云曰,‘顾闳中笔。’”(米芾《画史》)

  “李成真见两本,伪见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见三十本,黄筌、居寀、居实见百本,李重光见二十本,伪吴生见三百本。”(米芾《画史》)

北宋 郭熙 寒林图 绢本 立轴 水墨 153x98.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郭熙 寒林图 绢本 立轴 水墨 153x98.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有时,不经意间也能捡个大漏,邓椿家搞装修,“一日先君(邓椿父亲)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取观乃郭熙笔也,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入库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尽赐,且命举至第中,故中屋壁无非郭画,诚千载之会也。”(邓椿《画继·卷十》)

  名家书画,不但能卖钱,甚至被有些人用来换酒换肉。苏轼在世时,名气已极大,在翰林院供职,“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黄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赵令畤《侯鲭录·卷一》)

/ 鉴赏家与好事者 /

  北宋鉴赏大家米芾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作为内行的鉴赏家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的好事者的区别,“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便阅纪录,又负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原非酷好,意作摽韵,至假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或笑倒。”(米芾《画史》)

  “好事者”不但庸俗,甚至因无知而毁坏名画。

唐 周昉 执扇仕女图 (传) 绢本 页 设色 22.8x22.2厘米 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唐 周昉 执扇仕女图 (传) 绢本 页 设色 22.8x22.2厘米 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与丁氏一同,以其净处破碎,遂随笔剪却,四边帖于碧绢上,成横轴,使人太息,”(米芾《画史》)好好一幅周昉名作就这么毁了。

  “闻之故老曰:承平时有一不肖子,质画一匣于人家,凡十余图,每图止各其半,或横或竖,当中分剪,如维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无一全者,盖其家兄弟不义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为不如是则不平也,诚可伤叹!”(邓椿《画继·卷九》)愚蠢败家,无过此者。

  宋代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都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宋人生活的文雅而精致,插花、挂画、焚香、点茶是宋人的“四般闲事”,书画不但装饰公私宅所,更是茶楼、酒肆、临街店面的装点标配,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促成了书画收藏的全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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